是红岩的灵魂

  原标题:是红岩的灵魂 3月1日,中央举行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,习总书

  3月1日,中央举行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,习总指出:“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”“是中国不忘初心、牢记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”“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人的崇高,是历史的,也是时代的,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。”

  红岩是在战争年代,由中国人在区培育形成的。红岩的产生,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接相连,与中央南方局所处的特殊、所进行的特殊的斗争紧密相关。正是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中,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中,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和尖锐对立的斗争中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。

  红岩贯穿于南方局所创造的历史功绩之中,早已在群众中传颂。1985年10月14日,中央局委员、全国政协、原南方局领导同志重返红岩,深情回顾当年的岁月,写下了“红岩永放”的题词,深得。而“红岩”也由此正式成为一个固定词组,传扬开去。此后,历届中央领导同志对继承和发扬红岩都极为重视。

  在几十年的生涯中,在身上凝聚了崇高思想境界、坚想、巨大人格力量和正气,这是主义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这“都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。”

  红岩是南方局为主体的中国人集体智慧的产物。如果要把它人格化的话,这个名字就叫“”。在身上展现的五种品质,成为红岩科学内涵的核心,则成为红岩的灵魂。

 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中,经过以为的南方局的创造性工作,中国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不断地丰富和发展。

  1940年7—8月间,中央召开局会议,听取了南方局关于南方局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。提出,统一战线的方针是:一、扶持进步团体;二、照顾小党派利益;三、进行运动,要求各党派的地位;四、要求。这都是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。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,中间的作用日益突出,往往可以成为国共力量消长的决定性因素。在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的意见。他指出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,统一战线有了很大的发展,主要是注意了对中间的工作。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种观念,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,现在才逐渐了解中间问题是一个中心问题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,而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,今后局须用大力加强这个方面。对统一战线作用的这个新论述,是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,也促使他作出了对全局工作有重大意义的调整。他提出:“中央今后的注意力,第一是区域,第二是敌后城市,第三是我们战区”。的这个意见,是抗日战争以来,中国第一次把区域的工作,特别是把统一战线工作,放到了全局和战略的地位。他就此决定,“区域的党,均由恩来全责管理,以统的领导”。

  中央局会议把区工作在中国工作全局中的重大战略地位肯定了下来,突出强调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争取中间的重要性。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,是实践的,更是科学理论的创新,也使得南方局在新下的工作,在的领导下不断创新和发展。

  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,是派悍然发动的第二次。其来势之汹汹,中外。一度判断“蒋介石似有与破裂的决心”,担心重庆再现新四军灾难。故电令“恩来、剑英、必武、颖超及办事处、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”。等冷静地分析抗战全局和国共合作形势,认为“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,重庆阵地之重要,和向展开进攻的需要”,应继续坚守,争取时局的好转。因此向反复陈述不能撤退的理由,表示“我要到最后”。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“转告毛,我们同派斗争到底!”最终,、毛同意了南方局对时局的分析和继续坚守的意见,提出了“上全面攻势,军事上守势”的斗争策略。

  面对对新四军事件的,为贯彻这一策略,用一张可以通过检查的《新华日报》的版面,与新闻周旋,同时连夜赶印有“千古奇冤,江南一叶”题词的,于次日在制造事变的眼皮下广泛发行。其斗争艺术之高超,尤其题词之妙绝,令远在延安的亦“为之神往”。

  皖南事变后,在的领导下,南方局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,在极为的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,扭转了被动的局面,了中间促使他们左转。结果,皖南事变反而成为地位和影响逐步下降,中国地位和影响逐步上升的转折点。历史表明,在的中, 以刚柔相济的智慧和斗争艺术,上演了一幕幕“相忍为国”“同仇敌忾”“合而不同”“斗而不破”的大戏,创造性地贯彻了统一战线的方针、政策和策略,其大智大勇是红岩最见、最具风采的精彩篇章。

  面对灯红酒绿的战时陪都,在的下,南方局创造了一套既广交各方朋友,但又“同流而不合污”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。对此,时任秘书的同志曾写过一篇题为《同流而不合污》的文章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上,道出了其中的真谛:

  ——人在交友时要“容纳”群众,领导群众。首先要“有宽大的胸怀和气魄,要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。任何时候,都不能以个人的去对待朋友。”“不仅要接近群众,而且要领导群众,成为群众的”,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和肩负的,就了先进性,从而“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中”,成为“社会上的浮萍”。

  ——人在交朋友时要“善于迁就群众”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,“员应该深入社会底层,在具体情况下,用各种方式与群众接近,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,和他们建立巩固的友谊。”“员没有站在现实面前,袖手旁观,没有去自显清高,把周围的人群丢在一边”。“要善于迁就群众现有的水平和思想、习惯、情绪等等,把这些作为出发点以接近他们。也许他们的缺点很多,但我们要善于在许多缺点之中,找到他们的长处,经过各种方式去与他们合作,与他们共同树立各种社会事业。”

  ——人在交朋友时要成为“良朋益友”。就是要“在思想上应是分明而不能模糊的。在行动上,要有分寸”。“不能自命清高变成孤家寡人,结交朋友也不能是狐群狗党,不做好事的私人利害朋友,而要成为良朋益友。”否则“即使可以暂时交到一些朋友,但彼此,也只能成为损友,不但对无益,而且这种交谊也根本不能维持长久”。

  这就告诉我们,不同流,就会脱离群众;不合污,就要头脑,心存,站稳立场,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,方能成其大事。

  抗战时期南方局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:一是团结,国共合作,抗战大局,同时,又与投降和反作的斗争,以斗争求团结。二是广泛团结和发展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的爱国力量,最大限度地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。用他“以诚待人,团结多数”的宽广胸怀,把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紧紧地团结争取在中国一边。

  对第一方面的工作,南方局既“以斗争求团结”的方针,也严格区分派与爱国派的界限,争取多数,化敌为友。与谈判代表张冲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。1931年,时任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曾亲率人马中央机关和,未遂,便借的化名“伍豪”在报上刊登他所仿造的《伍豪启事》,严重损害了的声誉,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不料到抗战时期,张冲主张国共合作,周张二人再次成为对手。为了抗战大局,置昔日公仇私恨于脑后,对张冲“以诚相待”,他们在交往中“由公谊增友谊,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,绝未以一时恶化,疏其关系,更未以勤于往还,丧及党格。”张冲正是通过与的交往,真正了解了中国,进而从心底敬佩的气度与胆识,更折服于的人格与,留下了“安危谁与共,风雨忆同舟”的佳话。

  对第二方面的工作,是中国统一战线策略取得成效的关键,南方局制定了“扶助进步团体,照顾小党派利益,进行运动,要求各党派的地位,要求”等一系列策略方针。在这个过程中,等南方局领导人以宽阔的胸怀,与中间党派广交朋友,协调步调,密切配合,团结战斗。在抗战、团结、进步,反对投降、、倒退和实现的基础上,帮助他们克服性,建立起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。在中间党派遭受时,南方局与他们患难与共,共同进退,并扶持他们组织起来。在争取“三党三派”(中国青年党、中国国家社会党、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、乡村建设派、全国救国联合会)的过程中,鼓励他们建立了“统一建国同志会”,并在此基础上,成立了中国政团同盟。此后,南方局又积极支持建立九三学社、中国建、中国促进会和中国委员会等党派。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中,南方局领导人与其上层代表人物建立了经常联系,通过迁川工厂联合会、中小工厂联合会等组织和团体开展工作,对他们遭受四大家族的状况深表关切,尽一切可能他们的利益,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多作贡献。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,南方局将争取刘文辉、潘文华、邓锡侯、龙云、李仁等作为重点,经过多年艰作,最终使地方实力派在新主义进程中,逐步人营。

  是一个善处逆境的典范。他不顾个人安危,公开阐明的立场,揭露的。面对的,他,同志,承担责任,把个人的。皖南事变后,面对危局他正气:“要作最坏的准备,要准备。要,我们一起!”正是在的下,南方局的同志们“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,有恩来同志在,我们毫无所惧”。正是在的下,战斗在国统区的人和志士都能善处逆境,对充满信心。做到在顺利时,不骄不躁,甘于奉献;当暗流袭来时,不灰心气馁,不怕;即使不幸,囵圄,他们都面对、威武不屈,笑对。

  的善处逆境,不仅表现在身处中的英勇无畏,更体现在作为伟大家的和开拓上。在最为不利的形势下,他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“隐蔽精干”方针,制定出适应国统区实际的“三勤”“三化”工作方针,探索出“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相配合,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,公开宣传与秘密宣传相配合,党外的联系和的联系相配合”的斗争策略,从而使派对组织的减少到最低限度,为“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”作出了重大贡献,同时为迎接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。

  今天,我们要以对待与红岩,以求实态度研究与红岩,以科学方法与红岩,以真实历史支撑与红岩,把对和红岩的宣传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,努力达到习总提出的“努力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”(2000年7月22日)的要求,这才是我们对最好的纪念。

  (作者系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、地方史研究会会长、博士研究生导师,本文摘编自作者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“与中国”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)